中国书店版《梁启超手批稼轩词》

　　中国书店被特许自办出版，也是有渊源的。早在清代，许多有名的古旧书坊就有经营古书和刻印古书的双重职能，而且，能有实力自刻书是一种店大气粗显摆扬名的举动。

　　颇有“门道”的书商

　　比如，著名的“来薰阁”刻印过《古文声系》《广韵》《山带阁楚辞》；“文友堂”印《太平广记》《陶说》《明诗记事》；“雅斋”则有《邃雅斋丛书》《师友渊源记》等等；更有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孙殿起执掌“通学斋”，自著自刻自印《贩书偶记》，乃为一代目录版本学名著。又甲骨文出世，遂有“富晋书社”刊刻《说契》《殷契钩沉》为最新考古成果。还有专门针对科举应试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《十三经注疏》（“富文堂”刻）、《大学辑要》（“善成堂”刻）。关于金石学方面，则有《吉金志存》（“文友堂”刻），当然还有《唐诗三百首补注》《元遗山先生全集》《音注韩文公文集》等方便读书人应用的自刻古诗文集。此外，最有意思的还有北京的地方文献如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《宸垣识略》等等，这一类古书由古旧书铺自已印制，印量不大，从收藏角度论，在现在都已经是珍稀难觅之本了。

　　最有意思的是据文献记载，琉璃厂书铺中之历史悠久和名声在外者，掌柜的会在店内置床桌笔砚，官帽椅三四张，兰花月季环绕，客人来访，店家甚至会备藕粉粥加砂糖以飨客，殷勤谦恭，周到备至；而因为大量经手善本孤椠，又与藏书家们打交道，初入道时还少不了师傅传授、学者熏陶，故即使是一个小伙计，不显山露水，但其中也有不一般的懂行者。若是在柜上时间长十数年的老伙计，见多识广，日积月累，更是通晓版本目录之学，对各种古旧书的来源、流传及基本内容，了然于胸；连许多藏书家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们，虽曰“书商”，其实倒是一批专业懂行人士。其中有的古旧书铺，还兼营古书修缮之活计，哪家大户收了珍本，见有残损，便会托这些古旧书铺帮助补残、重装、修页等，由专司其职的伙计们来帮助打理。

　　琉璃厂自康熙以来尤其是清中期繁盛以来，河北乡镇农村一带，通过老乡提携、朋友相荐的传承关系，到店铺里来做学徒的不少。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三年学徒生涯，什么苦都要吃。学徒期满，按当时琉璃厂风气，竟是留在老东家店铺的并不多，而另立门户自己单干却有不少。当然，学徒满师了却仍然是青涩稚嫩，肯定不会有大店名店一呼百应的影响力。故而一般会在琉璃厂四围的胡同里租一间“门脸儿房”，或为省费用宁愿与自己住家结合，前店后屋。更有还专门给一些大的文化机构如北京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或博物馆，一些知名藏书家的府邸跑腿送书求售。民国年间的这些送书伙计，每每用蓝色或白色包袱皮儿包着古籍，捆在自行车后架上，从琉璃厂出发，游走于京城之大街小巷豪门大户，在老北京人看来，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。

　　中国书店的错位发展

　　1956年公私合营，琉璃厂地区几十家古玩字画店、碑帖铺全部合并加入“北京市文物商店”。而所有古旧书铺也全部加入“北京市中国书店”。这就是今天中国书店的前身。据中国书店朋友们提到，当时要改造旧文化，倡导革命文化，琉璃厂一带店铺分为两个板块：首先是古籍旧书系统，再又是字画文玩系统。前者合为“中国书店”，至今仍然生机勃勃，与市民的文化生活休戚相关水乳交融。而后者则随着《文物法》解禁开放，原有的“文物商店”已是萧条寂寞，难以再生；而转向新的艺术品拍卖和文物拍卖的二级市场。就原有体制而言，已经完全解体。这样看来，“中国书店”其实还是十分幸运的。尤其是承传当年琉璃厂古旧书铺文化的两大要素：首先是经营旧籍旧书，与国有的新华书店经营范围错位发展，拾遗补阙，既有一个市场空白的填补作用，又能联结上百年学术文化血缘的承接；其次是兼营出版，有自己的出书目标和特色，尤其是线装书的印刷刊行，反而为整个国家的出版提供另类要素，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。尤其是在古籍拍卖中一旦得到流失国外的善本珍本，又可以通过古籍线装书出版而还原其风貌。作为其现实的一例，近日闻有从日本回流的一部《梁启超手批稼轩词》在被中国书店拍得后，即依原版作朱墨两色复刻刊行，青布函套，笺纸精印，古色古香，雅致清澈，扑面而来。我本来就酷嗜《稼轩词》，承蒙中国书店诸公言及作为今次合作的见面礼而获慷慨赐赠一部，真是爱不释手，当视为此次琉璃厂签书之行的最大得益也。